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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分割的地理孤岛如何寻找“旅行的意义”
发布时间:2022-09-27 06:11:53 来源:kok电竞体育官网登录 作者:kok网页地址

  乘着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从北美到南美一路游荡,这是属于保罗·索鲁的放浪形骸;见证老牌殖民主义帝国的衰落,在冷战的夹缝间寻找探索世界的可能,这是简·莫里斯的机警与乖张。在欧美的文学观里,旅行文学既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一类分支而存在,也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地缘政治等学科的杂糅体。以徐霞客游记为代表,中国文学同样拥有近似于旅行文学的传统,但由于近现代的历史现实,这一传统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断档。

  幸运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国门开放,尤其是国民收入增长为出行创造条件,旅行文学再次在汉语写作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认为文学写作与作者所处社会的发展面貌构成微妙的联系,那么旅行文学无疑是佐证社会现代性的显著指标。没有充实的国力,没有开放的国民心态与探索精神,说直白点,很多目的地的签证你都无法轻易取得。

  人类早已告别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资源,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在24小时内到达。这对于追求“猎奇感”的旅行写作来说,无疑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旅游网红们重复着到热门景区“打卡”,公众的旅行目的地名单虽不断增加,但旅行项目却日益程式化。那么,留给中国旅行作者的,是不是只有西方前辈作者写剩下的边角料?

  答案是:那些地方也许不会产生改变,金字塔还是金字塔,尼罗河还是尼罗河,但人在变,跟人有关的事物时刻在变。一些时候,因为人力的推动,那些外界习以为常的地点也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比如,2019年3月20日,为纪念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议会正式将首都的名字由阿斯塔纳更名为努尔苏丹。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把旅行文学视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主流文学的翘板。刘子超的长文《乌兹别克斯坦:寻找中亚的失落之心》被翻译成英文以后,被列入“全球真实故事奖”特别关注名单,佐证了外界对“中国人怎样观察世界”的关注与认可。可以想象,如果把写作者空降到中亚、中东、喜马拉雅山南麓等未知地带,一个东方作家和西方作家所要克服的障碍是类似的,他们也天然地产生更多共同语言。

  在疫情依然限制人们出行脚步,尤其是出境游几乎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在过去的半年里,我阅读了多本中国作者的旅行文学著作。有趣的皮囊底下总藏着一颗不安分的心,阅读这些文字,不仅是为了缓解物理空间无法挪移的惆怅,我还欣喜地发现,中国旅行作者逐渐摆脱了“到此一游”式的游记型写作,而试图对旅行目的地的“在地社会”进行更深入的观察。旅行未必让人摆脱狭隘,旅途中我们能见到太多花钱出来却只会抱怨这不如家乡那不如本国的游客,但富有同理心和探索欲的旅行者一定胸襟开阔。

  这其中,媒体人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无疑符合优质旅行文学的标准。作为记者,他能够有意识地与目的地的普通人产生联系。很多时候,他与当地人打交道的技巧令人咂舌,比如,让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年轻姑娘在短时间内对其产生信任,以至于掏心掏肺。话说回来,生活中人们对陌生人吐露秘密的心理负担,确实要小于对身边亲近的人,关键难题在于一个异乡人如何成为那个让对方感到安全的“陌生人”。

  在塔什干一家名叫“外交官”的夜店,衣着暴露的长发坐在客人的大腿上扭动身体,对于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中亚国家而言无疑有着强烈的不现实感;在比什凯克的阿拉套广场上,他与一位吉尔吉斯青年作家“历史性握手”,彼此吹捧对方是“下一个莫言”与“下一个艾特玛托夫”;与一般游客追求舒适的旅行体验不同,刘子超还有意地前往苏联时代遗留的疗养院,感受斯巴达式的度假生活。

  中亚五国大多与中国相邻,但与普通中国人的心理距离显然非常遥远,与国人对欧美韩日的熟知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我也曾经和刘子超一样站在霍尔果斯口岸,看着天山脚下大货车来来往往。后来,我也有机会进入中亚腹地,让撒马尔罕、花剌子模这些地名成为目光所及的现实。不过,游客蜻蜓点水的领略风光,终究不及旅行作家有意识的探索发现。因此,我要感谢刘子超这样的记者型作者,有朝一日,这代作者中一定能产生中国的“简·莫里斯”。

  几年前,电影《转山》的热播让不少观众读起了谢旺霖的同名原著小说。时过境迁,滇藏线国道已铺设了柏油路面,网红美女也可以轻松自驾攀上白马雪山垭口,而飞来寺边盖起了多座五星级标准的度假酒店。尽管川藏线、滇藏线等入藏通道上,依然有许多骑单车的年轻人,但谢旺霖笔下转山的艰辛,注定属于上一代旅行者——这也是中国境内游客无法把旅行文学当作旅游攻略的原因。

  这一次,谢旺霖花了近8年的时间,从恒河流入孟加拉湾的萨格尔岛,一路上溯到恒河发源地的勾穆克冰河,并记录下自己的见闻与思考,这便是今年年初出版的《走河》一书的背景。有别于记者社会扫描式的旅行,谢旺霖这本获得台湾文学奖散文金典奖的作品明显更加散漫。他毫无保留地在字里行间流露个人情绪,在消除国人对印度风貌偏见的同时,也精准地刻画了印度之所以为印度的传统。

  “谢旺霖写出一本印度旅游局绝不推荐的书。”这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在推荐序言中的精辟评价。对于旅行作者来说,这大概就是最大的褒奖吧!

  除此之外,继《背包十年》以后,丁海笑完成的《环亚旅行》,孤独星球资深作者尼佬的旅行散文,以及可媲美《走出非洲》的《夜航西飞》(青年作家陶立夏的翻译文笔流畅,读起来并没有旅行文学大忌的翻译腔),都是过去半年让我手不释卷的旅行著作。无论是中国作者还是外国作者,这些旅行文学拨开陌生目的地的迷雾,透视相对真实的风土人情,带领读者在因疫情分割的地理孤岛上,继续寻找“旅行的意义”,并连成一片可堪共情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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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着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从北美到南美一路游荡,这是属于保罗·索鲁的放浪形骸;见证老牌殖民主义帝国的衰落,在冷战的夹缝间寻找探索世界的可能,这是简·莫里斯的机警与乖张。在欧美的文学观里,旅行文学既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一类分支而存在,也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地缘政治等学科的杂糅体。以徐霞客游记为代表,中国文学同样拥有近似于旅行文学的传统,但由于近现代的历史现实,这一传统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断档。

  幸运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国门开放,尤其是国民收入增长为出行创造条件,旅行文学再次在汉语写作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认为文学写作与作者所处社会的发展面貌构成微妙的联系,那么旅行文学无疑是佐证社会现代性的显著指标。没有充实的国力,没有开放的国民心态与探索精神,说直白点,很多目的地的签证你都无法轻易取得。

  人类早已告别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资源,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在24小时内到达。这对于追求“猎奇感”的旅行写作来说,无疑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旅游网红们重复着到热门景区“打卡”,公众的旅行目的地名单虽不断增加,但旅行项目却日益程式化。那么,留给中国旅行作者的,是不是只有西方前辈作者写剩下的边角料?

  答案是:那些地方也许不会产生改变,金字塔还是金字塔,尼罗河还是尼罗河,但人在变,跟人有关的事物时刻在变。一些时候,因为人力的推动,那些外界习以为常的地点也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比如,2019年3月20日,为纪念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议会正式将首都的名字由阿斯塔纳更名为努尔苏丹。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把旅行文学视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主流文学的翘板。刘子超的长文《乌兹别克斯坦:寻找中亚的失落之心》被翻译成英文以后,被列入“全球真实故事奖”特别关注名单,佐证了外界对“中国人怎样观察世界”的关注与认可。可以想象,如果把写作者空降到中亚、中东、喜马拉雅山南麓等未知地带,一个东方作家和西方作家所要克服的障碍是类似的,他们也天然地产生更多共同语言。

  在疫情依然限制人们出行脚步,尤其是出境游几乎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在过去的半年里,我阅读了多本中国作者的旅行文学著作。有趣的皮囊底下总藏着一颗不安分的心,阅读这些文字,不仅是为了缓解物理空间无法挪移的惆怅,我还欣喜地发现,中国旅行作者逐渐摆脱了“到此一游”式的游记型写作,而试图对旅行目的地的“在地社会”进行更深入的观察。旅行未必让人摆脱狭隘,旅途中我们能见到太多花钱出来却只会抱怨这不如家乡那不如本国的游客,但富有同理心和探索欲的旅行者一定胸襟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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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塔什干一家名叫“外交官”的夜店,衣着暴露的长发坐在客人的大腿上扭动身体,对于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中亚国家而言无疑有着强烈的不现实感;在比什凯克的阿拉套广场上,他与一位吉尔吉斯青年作家“历史性握手”,彼此吹捧对方是“下一个莫言”与“下一个艾特玛托夫”;与一般游客追求舒适的旅行体验不同,刘子超还有意地前往苏联时代遗留的疗养院,感受斯巴达式的度假生活。

  中亚五国大多与中国相邻,但与普通中国人的心理距离显然非常遥远,与国人对欧美韩日的熟知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我也曾经和刘子超一样站在霍尔果斯口岸,看着天山脚下大货车来来往往。后来,我也有机会进入中亚腹地,让撒马尔罕、花剌子模这些地名成为目光所及的现实。不过,游客蜻蜓点水的领略风光,终究不及旅行作家有意识的探索发现。因此,我要感谢刘子超这样的记者型作者,有朝一日,这代作者中一定能产生中国的“简·莫里斯”。

  几年前,电影《转山》的热播让不少观众读起了谢旺霖的同名原著小说。时过境迁,滇藏线国道已铺设了柏油路面,网红美女也可以轻松自驾攀上白马雪山垭口,而飞来寺边盖起了多座五星级标准的度假酒店。尽管川藏线、滇藏线等入藏通道上,依然有许多骑单车的年轻人,但谢旺霖笔下转山的艰辛,注定属于上一代旅行者——这也是中国境内游客无法把旅行文学当作旅游攻略的原因。

  这一次,谢旺霖花了近8年的时间,从恒河流入孟加拉湾的萨格尔岛,一路上溯到恒河发源地的勾穆克冰河,并记录下自己的见闻与思考,这便是今年年初出版的《走河》一书的背景。有别于记者社会扫描式的旅行,谢旺霖这本获得台湾文学奖散文金典奖的作品明显更加散漫。他毫无保留地在字里行间流露个人情绪,在消除国人对印度风貌偏见的同时,也精准地刻画了印度之所以为印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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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继《背包十年》以后,丁海笑完成的《环亚旅行》,孤独星球资深作者尼佬的旅行散文,以及可媲美《走出非洲》的《夜航西飞》(青年作家陶立夏的翻译文笔流畅,读起来并没有旅行文学大忌的翻译腔),都是过去半年让我手不释卷的旅行著作。无论是中国作者还是外国作者,这些旅行文学拨开陌生目的地的迷雾,透视相对真实的风土人情,带领读者在因疫情分割的地理孤岛上,继续寻找“旅行的意义”,并连成一片可堪共情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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