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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刊》 张秋实​等:“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信用行为的影
发布时间:2022-09-27 07:52:18 来源:kok电竞体育官网登录 作者:kok网页地址

  原标题:《旅游学刊》 张秋实​等:“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信用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启动效应的探索性研究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6;3.埃克塞特大学商学院,英国英格兰埃克塞特CO4 3SQ)

  [摘 要]旅游者通过凝视构建和消费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其行为举止也暴露在他人的凝视当中,他人可借助“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的行为表达无声的评论。在相互凝视过程中,主客体的转变使得权力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文章基于被凝视方的视角,运用实验方法探究“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信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者受到“道德式”凝视后,其公众自我意识和自我问责心理会被唤醒,声誉管理和规范激活机制促使旅游者有意识地内化失信行为意向或修正失信行为。文章是将社会心理学中的启动效应引入对旅游者行为的实证尝试,希望拓展旅游道德伦理学中“旅游凝视”相关理论的维度,为管理和规范旅游者行为提供理论根据。

  旅游在本质上是旅游者追求愉悦和放松的过程。离开惯常环境后,旅游者为了将旅游体验与其他人生体验区别开来,往往会有解脱束缚和放松自我的倾向。旅游者对自我行为的管控则需要在清教徒式的伦理观念与享乐主义理念之间权衡[7-8]。这种“约束悖论”情境要求旅游者的行为在旅游过程中遵循生态保护、社会和谐和精神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行为规范,避免消费异化、减少旅游资源浪费、尊重当地宗教信仰、提升公德意识等[9],因此,“身心自由体验”并非是无所顾忌的绝对自由。旅游者对自我行为管理有失控的可能,因此需要加以规范和管理,时刻提醒旅游者遵守公序良俗,维护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6]。然而遗憾的是,在现实旅游情境中,除了产生恶劣后果的违法行为外,旅游者的大多数道德失范行为(包含内在道德观念缺失和外在行为不良表现)并未得到有效监督和引导[10]。久而久之,在侥幸和从众心理的驱使下,旅游者道德失范行为便屡禁不止。当无法通过法律法规对旅游者的行为加以约束时,可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信用机制提高旅游者的风险成本,从而对旅游者的行为形成约束。现代信用经济中,旅游者信用是旅游者获得社会信任的资本,是旅游者的社会关系与经济交易活动的价值体现,并最终通过旅游者信用行为(tourist credible behavior,TCB)表现出来。在广义上,旅游者信用行为是社会与经济领域的综合行为,能够有效涵盖其多角度的行为表现。旅游者行为会对“他者”产生实质性影响,并留下有规律可循的行为轨迹[11]。旅游者信用行为在社会活动中具有较强的外在性,量化旅游者在道德理念、社会秩序和经济关系中的外在行为方式,衡量其旅游过程中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12],能够帮助旅游者在追求道德的同时获益,实现伦理自洽[9]。纵观旅游者行为领域的研究,多以“游客不文明行为”“旅游者不当行为”“旅游者道德失范行为”等对旅游者的负面行为类型加以表述。因其研究重点和理论视角的不同,研究者使用不同概念,如“旅游者道德失范行为”主要强调旅游者行为与社会伦理规范相的冲突特征,“旅游者不当行为”和“游客不文明行为”强调此类行为类型介于法律与公德之间。总体来看,这些表述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停留在现象层面,是行为外化的大众话题,尚需从学术层面加以抽象化界定;二是上述表述之间存在一定交叉,尚需在共识性基础上予以统一;三是对旅游者行为表现的划分依据缺乏结构化、层次化分析,科学研究方法支撑不强[13]。鉴于旅游者道德具有隐秘性和不可度量性,且尚无明确、统一的划分体系,实践中很难对旅游者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行为进行界定和规范。本文尝试引用现代信用学中的吴氏三维信用理论,强调旅游者行为的连贯性和外部性,将旅游者行为纳入个人信用层面进行分析。

  基于对网络博文的内容分析,现代新媒体话语体系下的“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行为存在规训意义已得到证实[10]。那么,在现实的旅游活动中,在场直面的“道德式”凝视对被凝视的旅游者是否产生影响?心理学研究发现存在眼睛效应(watching eyes effect),即人们本能地对眼睛或类似信息线索尤为敏感,在做决策时会优先考虑和加工此类线],尤其是在进行合作行为、社会公德行为和助人行为等亲社会行为时,眼睛便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监督线]。为何产生眼睛效应,心理学研究者普遍认为与名誉机制和规则心理存在密切联系,即出于维护公众的公众自我意识(public self-consciousness,PSC)和承担后果的自我问责(self-accountability,SA),个体倾向于表现出遵守社会规范的行为[16-17]。根据眼睛效应理论,在场“道德式”凝视者的双眼能够直接传递出被观察的社会信息,而被凝视的旅游者会对这种眼睛线索格外敏感。那么,在追求“身心自由”的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受到“道德式”凝视后是否会修正自身的行为,促进其进行信用行为?影响路径如何?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尝试以凝视理论为基础,通过公众自我意识和自我问责的中介作用,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探究“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机制,以期促进凝视相关理论的发展。

  凝视研究始于医学。Foucault在临床精神诊疗学中发现,医生对疯癫者的医学凝视(medical gaze)具有监视意义。他进一步指出,凝视是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的一种作用力,社会形同“全景敞视监狱系统”(panopticon),隐含着当权派与普罗大众之间的权力关系,被凝视方会自觉地、主动地改变自我行为,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18-21]。根据Foucault这一理论,Urry 提出并构建了旅游凝视理论,将旅游者的凝视从其他形式的凝视中抽离出来。Urry指出,旅游凝视是被社会性、系统化构建的,强调旅游者对地方的作用力[22-24]。不过,由于旅游目的地涉及多方利益关系,旅游凝视应是多利益主体参与的复杂体系,Urry对旅游凝视的研究并未完全体现多个凝视方与被凝视方之间的互动关系。鉴于此,Maoz指出,实际存在当地居民的反向凝视以及当地人和旅游者之间的相互凝视,并拓展出东道主凝视(host gaze)和双向凝视(mutual gaze)的概念[25]。吴茂英进一步指出,旅游凝视研究还应考虑因权力变化而产生的专家凝视(experts gaze)和隐形凝视(invisible gaze)[26]。

  [35]。旅游者信用行为是旅游者在整个旅游活动中按照信用原则而表现出的行为,包括诚实交易、按约履行和遵规守矩等[35]。旅游者信用是通过旅游者信用行为具象实现的。旅游者信用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涉及广泛。因此,旅游者信用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即旅游者自身的信用行为会对周围的人和事物产生效应。

  [13]。具体而言,一维诚信行为涉及信用主体的道德文化理念、精神素养等内容,主要指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保证信息真实、遵守基本道德准则的信用行为,体现的是信用主体的信用价值取向;二维合规行为主要涉及信用主体在社会制度、社会行为规范约束下的社会性活动,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行政管理法规和社会公共秩序的信用行为;三维践约行为则是指在经济领域内遵守承诺和契约的信用行为,主要表现为借贷和消费关系上的履行承诺和遵守契约的行为,例如旅游消费贷款、旅游产品租用等[13]。旅游者信用行为涉及道德精神层面、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小到守时礼让,大到守法遵纪,其范畴大于文明行为。此前对旅游者不文明行为类型的研究,多基于旅游者本身。例如,从旅游者心理归因角度,刘丽莉将出境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划分为失德型、违规型和疏离型[36];齐善鸿等、郭鲁芳和李友如将不文明行为划分为无知型、习惯型、放纵型[37-38];杨懿和常飞从旅游者的内心思想、内外表现、发生环节和社会关系4 个角度划分,显然,4 个划分角度之间有所重叠[39]。将信用引入旅游者行为,不仅可从理论角度对旅游者行为做出综合性诠释,而且更具有实践意义,可将旅游融入社会信用体系加以衡量和规约。如此一来,旅游者信用行为便可累计并追溯。据此,他人或机构便可根据被披露的信息拒绝与不守信者交易,从而利于旅游经济社会活动质量和效率的提升[40]。

  [41]。公众自我意识有特质性和状态性之分。特质性公众自我意识是较为稳定的、相对连贯的,反映的是个体内心尺度的倾向性;状态性公众自我意识则是较为短暂的、可唤醒的,通过实验操纵可发生变化[42-43]。就前者而言,特质性公众自我意识高的个体,在一贯的外在行为中会更加注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积极营造良好的公众形象;而特质性公众自我意识低者则不在意公众形象[44]。就后者而言,处在状态性公众意识下的个体,例如在公共场所拍照或被突显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具有道德性的行为[45-46]。学者普遍认为,公众自我意识会受他人存在的影响——当他人在场时,个体感觉到被监控的目光,会引发更强烈的公众自我意识[47],也就是说,实际上改变的只是状态性公众自我意识。

  [48]。特质性公众自我意识属于认知偏好,强调个体或群体之间存在差异[42]。少有研究关注状态性公众自我意识。类比特质性公众自我意识,在实验情境下,凝视能否唤起状态性公众自我意识,继而使受凝视者表现出更具道德性的行为?为此,本文将被凝视者的公众自我意识设置为中介变量之一,研究“道德式”凝视对其信用行为的影响机制。

  [49-50]。自我标准既包括个体自身的内化标准,也包括社会文化规范所要求下的标准[51]。自我标准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行为,只有当行为与自我标准相冲突时,个体才会将原有的态度和行为调整到与自我标准一致的水平[52-53]。国内外研究中,针对个体道德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环保和亲环境行为方面。例如,印度学者Dhiman 在学校进行的对照实验研究发现,实验组的每个学生都可以通过放置在废物桶下的秤看到具体的食物浪费量,由于违背了“节约粮食”的自我标准,因此可通过预期内疚的心理途径使自我问责水平相应提升,从而减少浪费行为[54]。学者们也发现,激活自我标准后的消费者,其环保行为具有明显的利他迹象。例如,回收行为的频率和回收物总量显著提升[55],更偏爱利用“环保担当诉求”进行促销的绿色产品[49]等。可见,个体会根据自我标准评价自身行为,自我问责油然而生,从而为个体实施与自我标准相一致的行为提供动力。

  [56]。当个体感受到自身行为对周围的人和事物产生影响,或感受到自身对周围人和事物的状态负有责任时,便可发挥自我问责的作用。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凝视会让被凝视方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评判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规范一致,从而产生较强的自我问责。为此,本文假设,受到“道德式”凝视后旅游者会更严格地遵循自我标准,调整其行为以符合社会准则。

  [57]。实证研究表明,人们注视到眼睛或类似眼睛的图像时会做出相应的行为调整[58-59]。眼睛甚至眼睛的图片,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监督线索(social surveillance cue),被凝视时人的大脑会无意识地产生被观察的感觉[60-61],便更偏向遵纪守法的行为,甚至倾向付出一定代价的亲社会行为[16-17]。其中,最经典的实验之一是心理学家Bateson等在大学公共休息室进行的“诚实箱”实验[16]。该实验对分别贴上眼睛图像和鲜花图像的标签进行对比后发现,在眼睛图像的影响下,人们会更自觉地、诚信地照价付费。该实验最先在自然情境下验证了凝视的眼睛效应的存在[17]。之后,数位学者利用实验研究“道德式”凝视对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大学校园的咖啡店里,眼睛图像能促使顾客主动清理自己剩下的垃圾[17];在公交车站附近,眼睛图像能督促路人自愿投入更多时间进行垃圾分类[62];在校园里,眼睛图像有助于抑制学生乱扔垃圾[63]。基于此,为了探究“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17,64]。在“道德式”凝视相关实验中,当呈现眼睛图像时,被试者会出于提升在他人眼中的良好形象而采取符合社会规则的行为[65-66]。虽然旅游者的信用行为可能需要放弃一些短期利益,但考虑到其他人在场,其信用行为可能被他人得知或传播出去,这会增加其社会声誉从而带来长期的利益回报。在此情景下,旅游者会主动采取信用行为[67-68]。可见,旅游者信用是旅游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价值的信用资本[13]。在旅游活动中受到来自他人或图像的凝视,会唤起被观察者的敏感性,为了追求他人对自己的积极评价,旅游者会本能地呈现出较为积极的表现,从而提升社会认可度[69]。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70-71]。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需要遵守自身的道德准则和当地的法律法规,当受到“道德式”凝视后,旅游者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意识到自身失信行为带来的后果,发现其失信行为与秉持的自我标准相冲突,从而自发地实施信用行为或改正失信行为[47,72]。余建辉和张健华从我国社会文化角度进一步提出“规则意识缺乏论”,即若有他人在旁边凝视自己,人们会产生被他人监督的社会知觉[73],而在内隐的社会压力下,为避免凝视方的惩罚而“不得不”遵守规则[57]。相较于信用行为可获得奖励的诱惑,旅游者更在意失信行为后会受到惩戒的威慑[74]。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75]。Batson等认为,通过将个体行为呈现出来,并与自我标准相比,可维持个体道德原则和行为的一致性[76]。金子利用注视眼图像和镜子进行自我行为感知实验,结果证实,调节公众自我意识可使个体感知到行为与道德间的差异,因此提升个体的自我察觉水平能促使其实施信用行为[67]。与之同理,“道德式”凝视就是激活旅游者公众自我意识的条件。相比于无凝视,旅游者会从他人的凝视中审视到自身形象,进而与自我标准相比较,最终提升旅游者信用行为的动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77]。预实验的题项参考王艺的大学生三维信用测量指标[78]以及吴晶妹等的农户三维信用指标体系[79]。根据指标选取的高度相关性,区分旅游者信用行为相较于其他个体行为的独特性,设置与3个维度相对应的题项,从而客观测量旅游者愿意遵守信用行为的意愿,具体题项详见表1。

  [42],因此,本文利用启动效应了解具有内隐性的社会心理学构念在“道德式”凝视与旅游者信用行为中的中介作用,尝试揭示旅游者践行信用行为的内在心理过程。在启动实验中,参照吴思等的实验设计,先利用“道德式”凝视相关的词汇作为启动刺激对被试的感知进行干预试验,而后通过让被试联想词汇和观察图片的方式启动凝视实验,并要求被试在接受启动刺激后采用7 点情绪量表评定自己的感知,借此检验对“道德式”凝视情境的操纵是否有效[47,80]。在实验组中,首先要求被试选择在旅游中是否曾经历过“被曝光”“被喝止”“被围观”“被关注”“被鄙视”“被蔑视”“对视”“被审视”“被注视”“被怒视”。其中既包含了“被曝光”“被蔑视”等带有鲜明“道德式”凝视特征的词语,也包含了“对视”“被注视”等不带有道德约束的凝视词语。然后请被试从上述10 个词汇中选择至少4 个作为关键词,回忆与自己相关的旅游经历。紧接着请被试观察一组凝视刺激图片,并反映其所感受到的压力或不适的程度。情绪量表借鉴Piff等采用单一题项,1表示一点也没有,7表示非常强烈[81],以区分和判断对受到的“道德式”凝视的敏感程度。控制组与实验组的实验流程一致,但情境词语和图片均替换成与凝视无关的素材内容。第三部分是评测旅游者信用行为,测量量表源于王艺、吴晶妹等的研究[78-79],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了解被试在旅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信用行为,分值越高表示旅为越守信。三维信用评价体系共包含10个题项,如正向计分题项“确保个人基本信息真实”“尊重旅游目的地风俗文化”,在咨询本领域学者后又增添了负向计分题项“随意刻画当地文物古迹”。

  预实验在北京某地铁站内随机邀请路人填写问卷进行,共有120 人参与调查。被试者被均等地随机发放启动“道德式”凝视和未启动“道德式”凝视的问卷,即发放60 份实验组问卷和60 份控制组问卷。剔除无效样本后,预实验的有效样本为104,其中男性59 名,占比56.73%。73.08%的被试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83.66%的人每年至少有1 次旅游经历。数据处理后显示,通过词语和图片启动“道德式”凝视的实验组,其感受强度远超控制组,且差异显著(M

  启动=5.096,M未启动=1.846。F[1,102]=82.560,p=0.0000.01)。可见,旅游者可以明显感知到是否启动“道德式”凝视。旅游者信用行为的Cronbach’sα值为0.937,表明测量具有较高信度。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量表的建构效度后得出,KMO值为0.864且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p0.05),预实验量表的建构效度较好。同时,结合预实验主效应的回归系数β=1.625(t=9.086,p=0.0000.01),说明启动旅游凝视对旅游者的信用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正式实验的问卷分为5个部分。前两部分与预实验相同,第一部分是统计个人基本信息,与预实验的题项内容相同。第二部分依旧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对照,实验组采用预实验的启动方法引发旅游凝视情境,控制组同样替换成与凝视无关的素材内容。第三部分是公众自我意识的测量,参照Scheier 和Carver 的公众自我意识量表

  [82],并根据研究目的对题项进行了适当修改,采用Likert 7点量表对“此刻,我很关注自我行事的风格”“此刻,我很在意他人对我的看法”等7 个题项进行测量。第四部分是旅游者信用行为测量,预实验已验证旅游者信用行为量表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因此,正式实验沿用之前的10个题项,具体包含9个正向计分题项和1 个反向计分题项。第五部分是自我问责测量,自我问责部分的题项涉及不便于公开表态的敏感问题。参考吴思等的实验设计[53],为防止被试猜出实验目的而不愿真实回答,因此将自我问责布置在最后一个部分。

  在预实验收集纸质问卷过程中,调查人员发现,鉴于社会期待对于信用行为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被调查者的主观意愿未能充分如实表露,特别在回答敏感问题时影响更加明显,多数人认为敏感问题涉及私人生活不想透露或不便于在公开场合表态或陈述。考虑到问卷内容涉及被试的道德观念,在参与实验或调查的环境下,当其知道别人正在观察时,可能会有意识地表现出与主流社会相符的行为和观念,或者在问卷中选择更能为社会所接受的答案或选项。而网络调查中的匿名特点可降低社会期待效应,从而提高回收数据的真实性。当然,网络调查可能存在样本类型不足、应答质量不佳等问题。为同时保证调查范围的覆盖率和调查结果的质量,正式实验采用线上发放电子问卷和线下纸质问卷相结合的办法。线下调查方式在北京某地铁站内进行,线上调查方式则面向全国,线 日采集完成。共发放500 份问卷,其中,线 份;线 份,线份。剔除不完整作答和前后矛盾作答的无效样本后,最终获得实际有效问卷共有418份,回收有效率为83.6%。其中,男性199 人,占47.61%,19~30 岁年龄段的被试最多(31.82%),52.63%的被试具有大专及本科学历,所有人每年有至少一次的旅游经历。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系数,每项均大于0.7,其中,“道德式”凝视的信度系数为0.505,大于0.5,小于0.6,由于其仅由两个分析项组成,因而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可以接受。综上可见,量表的信度较好,且变量组合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问卷设计程序已通过专家征询和预实验检验,检测表明问卷题目的内容效度良好。结构效度的检验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分别涉及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表1中各项拟合指标的因子荷载系数均大于0.5,且平均方差抽取量均大于0.7,由此可见,每个拟合变量内的问项均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应。区分效度的结果显示(表3),各个变量的AVE 平方根值(对角线数值)均大于Pearson相关系数(对角线下的数值),说明各个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83]。参照Hayes提出的多步中介变量检验方法[84],根据建构的模型进行乘积系数检验,最终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信用行为的总效应较为显著(β=0.288,p=0.0000.01),95%置信区间为(0.223,0.352)。其中,“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信用行为的直接效应较显著(β=0.208,p=0.0000.01),95%置信区间为(0.157,0.260)。间接效应则可能通过3 条中介路径影响旅游者信用行为。具体而言,平行中介路径“道德式”凝视→公众自我意识→旅游者信用行为的效应显著(β=0.056,p=0.0180.05),95%置信区间为(0.037,0.130);另一平行中介路径“道德式”凝视→自我问责→旅游者信用行为的效应并不显著(β=0.012,p=0.2310.05),95%置信区间为(-0.001,0.040);链式中介路径“道德式”凝视→公众自我意识→自我问责→旅游者信用行为的效应较为显著(β=0.011,p=0.050),95%置信区间为(0.007,0.028)。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旅游者公共自我意识和自我问责以链式中介的形式,在“道德式”凝视与旅游者信用行为之间相互作用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得到验证。

  “道德式”凝视不同于为了获得愉悦体验的传统旅游凝视,它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具有遍在性和隐蔽性,因此不易受到关注。本研究通过“道德式”凝视启动实验,探究了“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信用行为的影响,完善了应用实验范式的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研究,以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旅游者行为研究提供新思路。实验结果显示:(1)旅游者可感受到“道德式”凝视的作用,且“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信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受到“道德式”凝视的旅游者在行为上倾向于实施信用行为。(2)在“道德式”凝视下,旅游者的公众自我意识和自我问责均会被激活。“道德式”凝视可唤醒旅游者维护和提升公众形象的敏感性,也可使旅游者重新审视自我行为及其后果。(3)“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信用行为的规训作用是通过公众自我意识和自我问责链式中介作用实现的。其中,自我问责不能单独作为“道德式”凝视影响旅游者信用行为的中介变量,需和公众自我意识共同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可见,“道德式”凝视对自我问责的影响并不能促使旅游者表现出信用行为,只有在触及公众自我形象时,旅游者引发印象管理动机而产生自我问责,才会依据自我标准调整自身行为,从而具有更强烈的意愿实施符合道德准则的信用行为。

  从旅游者心理学角度看,研究验证了“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信用行为的正向影响以及公共自我意识和自我问责的中介作用。而从旅游者的外在行为表现来看,“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信用行为的作用则是通过修正失信行为和遵守信用行为来体现的(图2)。具体而言,当旅游者产生失信行为意向时,出于对公众面前自我形象的维护和对信用良好所带来长期利益的期待,其他旅游者的凝视督促旅游者的失信行为意向弱化、引导信用行为意向的产生。在旅游者的失信行为实施后,旁观者的“道德式”凝视会诱发公众自我意识,旅游者会重新审视自身行为,发现不良行为对周围人事物产生了影响会受到惩戒,为了规避惩戒或行为后果与自我标准有所冲突,其失信行为会有意识地得到修正。旅游者信用行为监控固然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持,但旅游者信用归根到底是基于社会信任和个人道德理念,其规范体系应依托自律性约束

  [85]。基于公众认可的旅游伦理规范,旅游者的信用行为暴露在由“道德式”凝视形成的无形道德监视空间内,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背景下,这将对旅游者行为形成进一步的引导和监管。

  本研究主要关注在场“道德式”凝视下的旅游者信用行为,采用实验法探究“道德式”凝视对状态公众自我意识和自我问责的启动效应,进而以公众自我意识和自我问责为中介变量揭示“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机制。未来还可在以下方面加以深化:首先,对不同敏感性的个体而言,“道德式”凝视的影响有所不同。例如,不同特质性公众自我意识的人受到凝视的影响不同,对看重名誉者更易受到凝视的影响。再如,不同性别的个体在凝视下信用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还有待研究。因此,未来可进一步探究凝视的个体差异。其次,“道德式”凝视的影响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间存在差异。从跨文化或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东方文明更注重集体利益,往往更重视社会中的声誉和关系。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对比研究也是未来探索的方向之一。再次,“道德式”凝视的效力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在社会规范宽容性较强或失信行为获利更具吸引力的情况下,凝视对旅游者的信用行为的效力便会减弱。因此,未来可分析不同背景条件下凝视的效力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本研究采用的调查方法为问卷调查,因信用行为相关话题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即使在匿名的情况下仍未必能够完全反映被凝视者的内心活动。未来可考虑采用游客跟踪调查法采集数据,在景区内直接观察旅游者行为,保证被凝视者的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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